中国经济正在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这加大了对人力资本存量的依赖。2017年，新一线城市相继出台落户、住房、生活补贴和配套保障等政策，竞相吸引人才，从而拉开了“人才大战”的序幕。随着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加入，这场竞争愈演愈烈，折射出各城市对人才的迫切需求。在各类人才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毕业生成为城市争夺的主要目标之一。
高校毕业生具有典型的阶段性迁移特征：第一阶段，为了接受高等教育，学生从自己的生源地迁移到高等教育机构集中的城市，从而完成跨地区的人力资本初始配置。第二阶段，毕业后的学生可能会选择留在大学所在城市，或者继续迁移到其他城市就业。这两个阶段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从就学到就业的迁移过程。本文尝试将这两个阶段的迁移联系起来，通过对上海毕业生就学迁移空间格局的变化分析，探讨其中可能存在的路径依赖关系，进而理解特定制度背景下人力资本迁移的顺序阶段特征，为指导和优化区域间人才配置提供政策启示。
上海毕业生就学迁移：深受教育资源与高招政策影响
本文采用上海12所高校发布的《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和一手问卷数据，试图全面呈现上海高校毕业生两阶段迁移的空间格局。同时，采用双变量概率模型深入剖析影响这两个阶段迁移的因素，还特别考虑了毕业生就学迁移对其就业迁移的影响。
观察在区域和省级层面上海市高校毕业生的生源所在地分布格局，可以看到，在区域层面，第一阶段迁往上海高校的生源以东部地区居多（54.75%），中部地区次之（13.53%）。在省级层面上，来自上海本地的学生占比最高（17.12%），其次是江苏、浙江和安徽。值得注意的是，来自云南、新疆和甘肃等偏远省份的学生前来上海就学的比例也相对较高，这可能是因为面向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的高考录取政策更加优惠。相反，来自北京和广东的学生相对较少，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北京和广东拥有许多优质的高等教育机构，使得这些省份的大学生更倾向于就近求学。
分析不同省份高考学生迁移到上海就学的比例，可以发现就学迁移的规模基本上符合距离衰减模式，但同时也受到了高等教育机构分布、考生数量、高考政策倾斜和区域发展水平等因素影响。一般而言，距离上海越近的省份，前往上海就学的学生数量越多，如江苏、浙江和安徽。而距离衰减曲线上的一些“异常值”，如山东、河南和四川，由于具有庞大的人口和考生规模，其学生外流就学的比例就相对较高。与此同时，新疆、甘肃和云南等偏远省份的学生流入上海就学的比例也较高，可能是由面向这些省份的招生政策更为倾斜所致。
上海毕业生就业迁移：经济前景和人才政策为主要驱动因素
区域和省级层面上海毕业生就业迁移的空间格局则展现了不同趋势。由于地理距离的邻近和经济的发达，大多数毕业生选择在东部地区就业（86.35%），其次为流向南方地区。近年来，东北地区经济衰退和人口萎缩严重，导致流入东北地区工作的毕业生跌至最少。在省级层面，70.75%的毕业生留在上海工作，其次是浙江和江苏等地。值得注意的是，有较高比例的毕业生选择流入四川就业。可能的原因是，成都在“人才大战”中积极推出各种政策吸引毕业生流入，包括购房优惠和租金补贴等。
就学-就业两段迁移路径：显著相关且选择更趋多元
探究毕业生从生源地到就学地（上海），再到就业地的迁移路径，可以观察到就学迁移和就业迁移的空间模式存在较大差异。相较于毕业后的去向，前往上海就学的大学生来源地更加多样化，这表明上海在两个阶段的迁移中发挥着粘滞作用。将两阶段迁移结合起来观察发现，只有上海、北京和广东等少数几个省份获得了人才的净流入，而其他省份则面临着人才的净流出。
研究验证了毕业生的就学迁移和就业迁移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经历过就学迁移的学生，更有可能毕业后进行就业迁移。这一现象的形成可能有以下原因：首先，来自发达地区的毕业生更倾向于回到其生源地就业，这反映了他们对于家乡的归属感和就业机会的偏好；其次，那些为了接受高等教育而进行迁移的个体已经表现出了他们的流动偏好，这种倾向可能延续到其就业阶段；最后，就学阶段因追求优质高等教育而进行迁移后，再进行就业迁移可能的心理成本相对较低，因为他们已适应了新的环境和生活方式。
关于就学迁移的影响因素，从人力资本的角度来看，高考分数超过重本录取线的大学生更倾向于离开生源地接受高等教育，而那些来自重点高中毕业的学生也更有可能选择外出就学。在家庭背景方面，中等收入家庭通常非常重视子女教育，因此更倾向于鼓励子女接受优质的高等教育，即便需要进行远距离的迁移。此外，生源地的城市高等教育资源缺乏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也会促使学生进行就学迁移。
关于就业迁移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人力资本越高的毕业生更倾向于留在上海就业。然而，男性毕业生更有可能选择离开上海就业，这可能是因为相较于女性，他们面临更大的购房压力。同时，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可能增加毕业生留在上海就业的概率。
除此之外，本研究特别关注人才政策所发挥的作用，结果显示只有户口政策对毕业生的就业迁移产生了显著影响。户籍壁垒依然存在，除了众所周知的户口与享受公共服务权力的绑定外，住房限购也常常与户口挂钩，使得本地户口成为住房市场的“入场券”。因此，放松人才落户门槛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留住人才。
就学地是毕业生流动过程中的重要节点，通过对上海市毕业生两阶段迁移的考察发现，大城市的毕业生粘滞率相对更高。这表明对于高校毕业生这一群体来说，就学迁移完成了人力资本的初次配置。同时，毕业生就学迁移与就业迁移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证实了两阶段迁移之间存在路径依赖。因此，将两阶段迁移视作一个完整的迁移过程进行分析至关重要。
需要关注的是，两阶段迁移的驱动因素还存在一定的差异性，高等教育机构录取学生的生源地受到高考招生计划的配额制度的影响，因此学生的就学迁移受到了强有力的国家政策干预。相比之下，就业迁移主要由市场驱动，毕业生通过自主选择，通常会流入发达省份和城市就业。
政策建议：就学城市具吸引力和粘合力强，人才政策可适当前移
在“人才大战”背景下，本文的发现或对优化区域间人才配置具有启示意义。研究发现，高校毕业生通常选择留在其接受高等教育的城市就业，这表明了就学城市的吸引力和粘合力。因此，为了更有效地引导人才流动，政策重点应当从后期就业转移到高等教育资源的空间布局和名额分配政策上。
高校应当被视为人才流动体系的重要一环，其发展应与地区发展战略相协调。地方政府可以通过统筹规划地方高等院校的培养模式来推动地区高质量发展，从而逐步提升人才吸引力。城市不仅需要关注毕业生的初期生存需求，还需要重视后期人才的发展需求，提升城市的宜居性，从而持续吸引人才。
此外，在制定人才政策时，地方政府应全面考虑城市的发展现状，并根据城市的定位分类施策。对于经济发达、生活便利的城市，应充分利用本地的就业市场优势，大力吸引高层次人才，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而对于经济吸引力较弱的城市，则需要将经济发展与人才吸引相结合，立足城市自身资源禀赋与发展路径形成差异型竞争战略，构建完善的“引、育、用、留”人才制度体系。
